作者： 向日葵

7月23日，北京密云法院审理了一起敲诈勒索案，李某等四人故意在多个乡镇超市购买过期食品，自称“吃坏了”，要求店家赔钱。经法院审理，这个团伙在2020年6月至11月，以所买视频过期等问题为由，先后敲诈8家超市经营者现金及香烟。其中，李某参与作案8起，价值人民币39320元；王某参与作案6起，价值人民币35960元；张某参与作案4起，价值人民币33500元。

此外，2020年7月至2020年9月间，李某、郭某还分别以驾车碰瓷，向被害人分别索要现金7000元和1500元。对此，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相关被告人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

林先生（化名）是一名机长。2020年10月，34岁的林先生从服务12年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辞职。然而，国航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索赔1066万元。此案经过一审、再审，2022年7月14日，北京市三中院终审判决，林先生赔偿国航培训费210万元。

7月24日，重庆捷恒律师事务所李力律师告诉记者：“本案中的劳动者从事专业技能工作，就会碰上服务期的条款或协议问题。如果专业技能劳动者已经签订了相关条款协议的，注意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带来需要支付违约金的风险。”

国航诉称培养机长最少要花600万至800万

2006年，林先生由国航出资予以培训，进入飞行学院学习，毕业后，林先生至国航处从事飞行员工作。2008年9月25日，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林先生在国航经历了初始培训、各种机型的改装培训和后续培养、复训等过程成为机长。2020年10月29日，34岁的林先生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离职申请，2020年12月2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然而，国航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索赔1066万元。

国航诉称，根据培养规律，飞行员一般要先在航校进行本科学习，到航空公司后先要接受2个月以上岗前训练和改装，合格后再进行至少半年以上的第二副驾驶训练，之后进行第二驾驶考核。随后，还有第一副驾驶、正驾驶培训和考核等多重关卡，然后才能考机长。实际培养一名飞行员，周期大都在十年以上。此外，飞行员每年还要参加特殊情况、特殊天气等方面的训练，每年复训以及气象、地理、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如飞行员改飞其他机型的，还需要进行改装培训。这一长期的系统培训过程决定了飞行人员的培训费用高得惊人。航空公司培养一名机长，最少需要花费600万至800万元。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飞行员的培训费用发生是必然的，飞行员离开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的损失也是必然发生的。林某某须向国航支付培训违约金533万元、培训费533万元，合计赔偿1066万元。

法院认为培训费支出数额无法准确核实

林先生辩称，与国航并未就所谓培训签订专业技术培训合同，更没有对相应的服务期限进行约定，劳动合同的期限不等于培训合同的服务期。另外，国航未提供任何专项培训发票、转账凭证等支付凭证，无法证明国航为其主张的对林某某进行的培训做出过任何费用上的支付。第三，根据相关规定，国航对飞行员培训不但是法定义务，也是正常开展业务的必然要求，要求劳动者返还培训费，毫无法律依据。后经一审法院认定，林某某应支付国航公司培训费210万元。双方均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至北京市三中院。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林某某是否应当支付国航培训费，如果应当支付，培训费用应当如何确定。林某某于2008年9月25日入职国航公司，担任飞行岗位，在进入国航工作期间，国航必然对其进行过持续不断的培训并支付了相应培训费用。林某某亦认可国航提交的飞行记录簿，该飞行记录簿显示，林某某参加了国航为其安排的培训活动，故林某某提出与国航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国航相应的培训费。由于国航未能提交充足的实际支出培训费的原始凭证，因此法院对国航所主张的培训费支出数额无法准确核实并作进一步确认，结合本案事实并参考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规定，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林某某应支付国航公司培训费210万元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提醒》》

劳动者支付违约金需满足三个条件

重庆捷恒律师事务所李力律师告诉记者：法律规定，在劳动关系中，只有服务期和竞业限制两个内容可以设定劳动者的违约金，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实践中法院判断服务期违约金是否能得到支持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专项培训，普通的如入职培训、基本工作基本技能培训是不能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第二，该培训必须是花费了较大金钱和时间，例如外聘专业人员、导师，集中培训一周一月之类；第三，双方事先签订了相关协议，约定了违约金数额。因此，如果劳动者从事专业技能工作，就可能碰上服务期的条款或协议，劳动者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判断培训是否属于法律规制的范围，同时注意服务期条款协议的内容并与单位进行协商。已经签订了相关条款协议的，注意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带来的需要支付违约金的风险。

7月22日，一只野猪闯入北京石景山融景城66号院内，到处乱窜，引来了不少好奇的市民围观。见到有人围捕它，野猪在逃跑时，还撞坏了小区的一处铁制围栏。

“野猪在闯入小区乱窜了一阵，就不知跑哪去了，之后一直没见着它。”居委会工作人员透露，公安民警、园林、社区、物业、动物保护组织第一时间到小区对野猪进行了围捕，未发现人员伤亡，当天下午２时左右，野猪从融景小乐园东边逃跑，逃跑时撞坏了一处栅栏。

24日下午，记者来到融景城66号院，在目击市民的指引下来到东侧的融景小乐园。只见茂密的树丛里，隐约可见变了形的栅栏。

“这是野猪撞的，四根横杆中的一根一头已撞掉了。”一位居民指着七号楼2单元门口一侧的栏杆说，见到人，这只棕色的大家伙跑得特别快，也就三四秒，就冲出了五十多米，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被撞坏的栏杆

“它是一只150斤左右的雄性欧亚野猪。”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理介绍，而且它是一只被家族中驱离出去的流浪个体。野猪分布的面积也是非常的广的，门头沟、房山、密云、平谷、延庆，都会有很多这样的野猪的分布，野猪多了以后就会慢慢地向周边扩散，所以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流浪个体被家族中驱离出去去找一些新的领地，它来到城市中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野猪更加危险，认为自己不安全时会主动进攻。市民见到野猪一定要离开它的视线，保证足够的距离。希望广大的市民做好防范。

“这些年我们也感觉到北京的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完整，物种越来越丰富，会有更多的物种和我们一起共生，会有更多的物种出现在我们身边。”李理表示，希望大家能够与野生动物和平共处，不要用拍视频等方式打扰它们，如果市民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打110转当地的森林公安，119转当地的应急局，打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治中心的电话也可以。

截至记者发稿时，石景山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未抓到野猪。

“电商渠道销售的NMN产品在千元出头到几千元的区间，市面上几千元至几万元一瓶的NMN产品是封闭渠道的价格，但是NMN产品出厂价不高的。”近日，一名NMN产品代工厂商告诉记者，他们工厂生产的NMN产品，加工价仅百元左右。

近年来，NMN（β-烟酰胺单核苷酸）无疑是保健品行业最火的“新贵”。伴随着争议，NMN产品在获批化妆品新原料备案后“起死回生”。

不过，NMN产品是否拥有“返老还童”的功效仍未可知，由于国内监管明令禁止，国内消费者想要买到供服用的NMN，只能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购买进口NMN。不少厂家借此通过海外生产、贴牌“镀金”，NMN产品售价上万元，而行业代工价格仅百余元，这背后是怎样一条产业链？

一粒300元，产品价格是原粉的20倍

记者在国内电商平台看到，NMN的产品售价在60元至2万元不等。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一款美国NMN产品最高价格达到了2万元，该款产品一瓶有60粒片剂，换算下来，单粒价格高达333元。

产品售价高昂，利润也不低。据中信证券2020年发布的《NMN行业十问十答：快速扩张的抗衰老保健品》研报估算，NMN保健品毛利率在70%-80%之间，保健品龙头汤臣倍健长期毛利率在65%-70%。

2020年7月，A股上市公司金达威旗下国际品牌Doctor’s Best（多特倍斯）的NMN产品已上市销售。据其披露，原料由子公司内蒙古药业生产，成品在美国生产。

以金达威旗下NMN产品为例，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咨询，该品牌店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NMN有一定的辅助抗衰、DNA修复、调节糖尿病情况、调节心血管问题、解酒护肝和保护视力、听力的作用。NMN被人体摄入后就会转成NAD+（辅酶Ⅰ，全称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本身就是人体内维持新陈代谢和能量产生，没有副作用，可长期服用。

该销售人员称，该产品是膳食补充剂，没有疗程的概念。服用者的体质不同，产品效果产生的时间也不同。敏感体质者一周左右有明显改善，最先体现的是睡眠状况逐渐变好。正常体质在两到三周左右会感到身体机能改善。

该销售人员根据记者的年龄推荐了一款价格1799元的NMN产品，按照每天2粒的服用建议，服用两周的费用在900元左右。

另一热销日本品牌ATRITENA的NMN产品销售客服人员向记者推荐了一款2850元的产品，声称服用1至2瓶可以看到效果，如睡眠变好、精神变好。按照该销售人员的建议，需花费5000元左右才能“有一定效果”。

上述两款产品换算下来，前者每两粒含NMN300毫克，每毫克NMN的价格约0.2元，每千克售价为20万元；后者每粒含200毫克NMN，每毫克NMN0.24元，每千克售价24万元。

不过，记者也在电商平台上看到有NMN原粉销售。记者以个人消费者的身份咨询购买NMN原粉，商家表示，90%的进口品牌原料都是国产出口。10克NMN原粉178元，相当于每千克1.78万元。不过该店铺销售表示，这些产品都是当原材料售卖或科研实验用。

据了解，医药中间体等原料不可食用，仅限出口、科研和实验室专用，非药用、非食用。不过，该商家提出加记者微信，并在微信上发消息称，原粉可以冲水送服，或含舌根下含服，还送葡萄籽、甜菜碱、辅酶Q10、PQQ、硫辛酸等激活剂，可以辅助吸收。

记者发现，电商平台上10克剂量的NMN原粉价格在100元至200元之间，如此算来，相同剂量下，NMN成品价格是原粉的20倍。

实际上，随着NMN产品的不断成熟，原料价格也随之下降。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β-烟酰胺单核苷酸（NMN）行业概览》显示，每千克NMN原料药售价从成熟前每千克的16万元降低至成熟后的3000元，每千克NMN综合成本在2200元至2500元，NMN原料利润率在16.7%至26.7%。

据公开资料，NMN全称“β-烟酰胺单核苷酸”，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生物活性核苷酸。它是人体内固有的物质，也富含在一些水果和蔬菜中。因烟酰胺属于维生素B3，因此NMN属于维生素B族衍生物范畴，其广泛参与人体多项生化反应，与免疫、代谢息息相关。

2021年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排查违法经营“不老药”的函》，其中明确指出，目前NMN在中国未获得药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新食品原料许可，NMN不能作为食品进行生产和经营。

而NMN之所以能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主要是因其作为维生素B族的衍生物被列入了《关于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的“正面清单”，间接为NMN入境销售提供了可能，而且产品价格不菲，从进口渠道来看，很多产品的品牌都是来自欧美、日本。

海外生产贴牌“镀金”， 中游利润率超八成

虽然NMN在国内不具备合法身份，但不少代工厂商还是可以通过在海外生产“镀金”，出口转内销的方法，冠以“海外品牌”在国内电商平台售卖。

记者注意到，在批发网站上还有不少厂家可以提供从生产到贴牌的一站式服务。他们的原料大多采购自中国内地，β-烟酰胺单核苷酸粉或胶囊拿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后，在中国内地加工至半成品，再出口至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做成成品、完成包装，再运至保税仓；有些代工厂直接把原料运至其他国家进行生产。

在发生交易后，产品直接从保税仓送至买家手中，摇身一变成了进口NMN产品。不少厂家表示，“都是合法正规报关纳税”。

记者以企业的名义联系了一家位于广东的代工厂，其表示，推荐在香港生产贴牌，25天至30天就可以交货。其他地区也可以，但运输费用、周期都会增加，也会增加更多不可控因素。他表示，按照上述操作链路，相当于是香港产品，如果要贴牌加工，需要注册香港的公司主体和商标。如果客户没有，该代工厂也有商标可免费授权客户使用，并设计包装。

该代工厂发来一份NMN产品贴牌加工价格表显示，一款NMN含量300毫克的NMN胶囊产品，一瓶60粒，5000瓶起加工的价格仅104元/瓶；NMN含量200毫克的NMN胶囊产品，一瓶60粒，5000瓶起加工的价格仅81元/瓶。与网上售价上千的NMN产品相比，相同NMN含量的代工产品售价仅是其十分之一。

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β-烟酰胺单核苷酸（NMN）行业概览》显示，根据NMN产业链成本与售价测算，NMN产业链中游利润最高，在83.3%左右。

另一名生产地在美国的代工商告诉记者，工厂在中国采购原料，这样性价比较高。他介绍，美国主要用全酶法制备，大概一个半月就可以交货，日本使用发酵法制备，周期长，大概需要三个月才能交货，成本较高。美国交货价一瓶一百多元，日本生产的产品需要三四百元，最后产品差不多，所以建议在选择美国的工厂生产、贴牌，然后在香港交货到客户的保税仓。

“如果想做私域流量，可以用海外代购的形式走香港直邮，一件代发。”该代工厂商表示。

该代工厂商向记者发来工厂代工的美国进口NMN产品和价格表显示，NMN含量300毫克的产品代工价格170元/瓶（不包含入仓费用），而电商平台上相同包装、相同剂量（一瓶60粒）、相同NMN含量的产品，价格高达3543元/瓶，零售价是代工价的20倍。

NMN监管新突破，离保健品还有多远？

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南长期致力于抗衰老研究，他在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体内NAD+水平下降是导致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补充NMN可以激活NAD+，从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据了解，NMN是NAD+的前体物质，后者在多种细胞代谢反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人体衰老息息相关。

实际上，关于NMN抗衰、延寿的功效是否具备人体临床意义依然存在争议。

2021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1067号建议的答复》（下称《答复》）表示，目前，NMN作为食品原料的定位及安全性尚不明确，缺少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建议按照新食品原料开展安全性评估或明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NMN及相关产品在我国尚未注册保健食品，NMN作为保健食品原料条件尚不成熟，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和研究。

《答复》还表示，对于NMN，我国目前正处于研究阶段，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具备开展NMN相关研究的能力，包括NMN国内外使用历史、安全性、功能性及功能声称等。

监管部门对NMN产品的监管也日益加强。2021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排查违法经营“不老药”的函》，该文件明确了在我国境内NMN不能作为食品进行生产和经营，并要求全面排查。彼时NMN概念股顿时遇冷。

今年上半年，NMN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市场的讨论指向了NMN作为化妆品原料备案通过。备案公司为余姚莱孚斯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基因港β-NMN原料工厂，备案日期为2022年1月24日和6月29日。

此外，康盈红莓（中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维琪医药研发有限公司分别于今年3月和4月以NMN作为化妆品原料备案获得通过。

不少专家表示，此次作为化妆品原料备案通过，则意味着相关领域的监管正在放松，目前能够用于化妆品，下一个阶段就很可能批准用于膳食补充剂。

NMN产品最终走向何方，仍待观察。

资料图

网红“近视神药”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正式暂停网售。

7月22日，何氏眼科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的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已在互联网医院暂停销售，但在沈阳何氏医院院内正常销售。同日，欧普康视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按照刚发布的通知，需要到医院来就诊才能凭处方取药（低浓度阿托品）。记者发现，山东省眼科医院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通知称，该院互联网医院不开具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院内制剂处方及调剂。

“阿托品滴眼液对于部分假性近视的儿童和青少年有延缓近视的作用，但需要在眼科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位不愿具名的的眼科医生向记者表示，目前该产品属于院内制剂，不能对外流通。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网售暂停

2021年10月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更新版)》(简称《指南》)指出，近视儿童青少年，在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或者佩戴角膜塑形镜（OK镜）减缓近视进展时，建议到正规医疗机构，在医生指导下，按照医嘱进行。

据了解，相关医疗机构和上市公司纷纷布局“低浓度阿托品”。据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目前有8个关于“硫酸阿托品滴眼液”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其适应症多为“延缓儿童近视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尚未有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获批上市，此前，该药品均以院内制剂的形式销售，患者可通过部分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平台远程购药。然而，对于院内制剂销售有着严格的规定。“通过网售渠道销售院内制剂产品是否会引起过度使用”引发各方热议。

6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指出：“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属于院内制剂，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只能在院内根据患者病情由本院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开具处方购买，网上寄售院内制剂确实存在较大争议。”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在完成规范的临床试验评估后，才能正式获批上市。同时，儿童青少年用药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新加坡在批准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作为校园用药时，设置了长达5年左右的观察期。从国内来看，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也需要几年才能通过临床试验，上市之后可能也会设置观察期。”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翁梓驰向记者表示。

或影响相关上市公司短期业绩

相较于早已获批销售院内制剂、通过互联网医院销售低浓度阿托品的企业，欧普康视等则赶了“晚集”。

2022年6月1日，欧普康视发布公告称，其控股子公司合肥康视眼科医院获得了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本次注册的完成，使得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康视眼科医院可以开始配制和销售低浓度阿托品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以满足临床对该品种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欧普康视旗下安徽医科大学康视眼科医院已获得互联网医院执业资质。5月16日，欧普康视旗下安徽医科大学康视眼科医院，已完成互联网医院全部执业登记手续，获得互联网医院执业资质，可以让患者足不出户在线上预约挂号、在线复诊、开药缴费。6月7日，欧普康视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销售上会借鉴同行的经验。”

彼时，针对前述《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欧普康视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这不是说互联网医院不能开具药品，更不是针对阿托品，只要满足互联网在线诊疗要求即可。”

然而，随着阿托品滴眼液暂停网售“实锤”，相关上市公司的销售模式将迎来挑战。

“暂停网售意味着切断了上市公司针对该产品最主要的销售渠道，产品销量大幅降低，对业绩面影响不言而喻，近期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变化也体现了悲观预期。但随着临床实验的推进，产品销售渠道的拓宽，相关产品的销售业绩有望得到改善。”翁梓驰向记者表示。

（原标题《“近视神药”阿托品滴眼液暂停网售：院内制剂，尚未获批上市》

据大连日报消息：大连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军民融合办（市国防科工办）主任（挂职），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曾兵同志，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23日19时55分在大连去世，享年52岁。

曾兵同志生于1970年1月，四川内江人，1993年7月参加工作，200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德国宝灵曼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医药代表，荷兰阿克苏诺贝尔集团欧嘉隆科技公司全球总部国际部职员，荷兰阿克苏诺贝尔集团欧嘉隆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华南地区经理，法国生物梅里埃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挂职）。2018年4月起任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2022年6月任大连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军民融合办（市国防科工办）主任（挂职）。

“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征集活动开展以来，收到全国各地3万余封来信。香港培侨中学的陈蔓琳和同学也相约写信，寄给中国空间站。令她惊喜的是，自己的信真的收到了回音。航天员陈冬在信中鼓励她和同学们勇敢追梦，将来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从地球到太空，从天宫到校园，两封穿越时空的信，一次畅谈心扉的交流，拉近了天与地的距离。

新京报讯（记者胡闲鹤）7月22日，全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当事人徐枣枣收到一审判决书，法院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22日下午，徐枣枣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将会上诉。

2018年12月，时年30岁的徐枣枣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寻求冻卵服务，各项健康检查结果显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符合冻卵需要，但医院以其单身身份及非医疗目的为由拒绝为其提供冻卵服务。此后，徐枣枣以“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将医院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对其一般人格权的侵害，为其提供冻卵服务，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本案在2019年12月和2021年9月先后两次开庭审理。诉讼中，徐枣枣认为，其检查结果确认身体状况良好，符合冻卵需要，却遭到了医院拒绝。这种行为是对其女性身份的歧视，违背了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其一般人格权。她还认为，婚姻只是实现生育的手段，不是前提，我国法律上并未否认单身女性享有生育权。

庭审中，北京妇产医院辩称，根据相关规定，该院只能对因病不能自然妊娠及因病需要保存生殖力的女性实施包括冻卵在内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不能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健康女性实施以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技术。此外，该院并非因为原告是女性而拒绝实施冻卵，而是基于以推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以及考虑到一系列社会问题，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规规章、技术规范的要求，拒绝为原告实施冻卵。

7月22日，徐枣枣收到一审判决书，法院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

判决书显示，北京妇产医院在庭审抗辩中出示的主要法律依据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两部行政法规。

记者注意到，2001年8月1日起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

此外，2003年6月，原卫生部（现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该通知附件1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法院认为，当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尚未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具体应用作出明文规定。诉讼中，原告虽提交了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的答复函等证据材料，但不能证明我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开放非医疗目的的冻卵，更不能否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效力。医疗机构只有在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方是以医疗为目的，且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负有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法定义务。

据此，法院判决认为，北京妇产医院拒绝为原告提供冻卵服务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构成对其一般人格权的侵害。

7月22日下午，徐枣枣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此次败诉不会让她放弃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之后会上诉。“法院的一审判决看起来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具有支持性的决定，法院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但改变的发生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是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但其中的相关规定本身已经涉及性别歧视，这其实跟我们国家相关反性别歧视的法律条款是相违背的。”徐枣枣还提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里并没有明确规定“冻卵”属于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目前关于冻卵技术这个手段到底能否算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范畴是存在争议的。

如果抗战老兵唐泽其还活着，他看到南京玄奘寺供奉日军牌位的消息，估计会被活活气死。

1947年4月26日，唐泽其驾驶汽车押送谷寿夫前往南京雨花台刑场，沿途人山人海，到了一个山凹里，两名宪兵将谷寿夫架起来拖下车，让其面向南京城区方向，对着后脑勺开了一枪。

这一枪过后，围观的老百姓还不解恨，大喊，“报仇报仇。”宪兵举起枪，向倒在地上的谷寿夫，再补了两枪。

唐泽其说，除了谷寿夫，还有曾经屠杀了上百名中国人的几名日本军官，也是他开着车送上刑场。

2021年11月，100岁的抗战老兵唐泽其去世。

半年多后的今天，网友爆出，南京玄奘寺供奉了四位日军牌位，除了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日本陆军中将谷寿夫，还有野田毅和田中军吉两名普通军官，他们分别杀害了上百位中国军民，而纵容下属展开南京大屠杀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牌位，也位列其中。

1937年12月17日，侵华日军举行了占领南京的入城式，松井石根骑在马上检阅部队。

在南京供奉南京大屠杀战犯的牌位，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这么做呢？分析日本的宗教背景，以及这么多年所做的类似事情，就不难找到答案。

日本人认为呢，人死了，就去了彼世，而干过坏事的人，是需要请来有灵能的人供养，才可以去彼世。但得不到后世供养的灵魂，会给现世的人带来灾难。所以在寺庙里供奉死者牌位，是日本人最常用的一个慰灵行为。这个寺庙，往往是在死亡地。

南京寺庙供奉的这四人，除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处死于东京外，其余三人，均被国民政府枪毙于南京雨花台。

按此分析，这次事件应该是战犯的后代，许以重金，委托中国人代办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个由日本老兵组成的访问团来到云南龙陵的伏龙寺，他们想在这个寺庙里，为在滇西战场战死的日军举行招魂仪式，被当地政府拒绝。他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捐赠重金、捐建学校等，都没有获得批准。

但他们并未甘心，把一份“死者名簿”悄悄掩埋在伏龙寺，被当地老百姓发现。这份名单里，记录了在松山战役中，日军阵亡的1288名官兵。

中日建交以来，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起。对于中国政府及人民来说，出于人道，允许他们重返当年的战场，但是对于寻找遗骸、修建纪念设施等重大事项，均未同意。

在国殇墓园里，当地百姓为战死的日军修建的坟墓。

二战结束后，以日本老兵及遗族为核心的民间团体，在政府的支持下，展开海外慰灵活动。

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战场发生地，修建纪念设施，供奉阵亡者名单。

在缅甸战场，有无数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其中在缅甸的佛教圣地自敢山上，日本人修建了一个佛塔，底座上刻满了战死者的名字。

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一个佛像手里端着一个牌位，我用相机的长镜头拉近一看，上面竟然写着：独立辎重兵第二联队战殁者之灵。

日本人还在缅甸密支那修建了一个寺庙，在寺庙旁边修建了一个小的靖国神社，供奉战死者的名字。为了修建这些慰灵设施，日本人向缅甸捐助学校、修路等，取得了缅甸人的大力支持。

在缅甸仰光的日本人墓地，他们还为战马修建了一个纪念碑，而且碑的后面，还刻着战马的名字。

2013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缅甸时，曾到这个墓地祭拜。

曾运送谷寿夫前往刑场的唐泽其，贵州凯里人，曾参加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和他一起出来当兵的100多名贵州老乡，只剩下20多人，大部分死在了野人山。一年多后，他们从印度开始反攻缅甸，一路上，他又看到无数的战友倒下。

前多年，志愿者去看望唐泽其，他说得最多一句话是，那些为国牺牲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2015年，我们在缅甸展开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寻找工作，当地老百姓的猪圈下面、垃圾堆内、学校操场等地方，找到了347具遗骸，经上海复旦大学DNA鉴定，大部分的年龄仅有20岁左右。

遗憾的是，这些遗骸至今还无法回家。

而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被毁坏的抗战英烈墓地，尸骸遍野，无人问津。这比南京寺庙供奉日军战犯牌位，更令人羞耻。

今天的另一个新闻是，中国政府成立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DNA鉴定实验室，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且充满期待的消息。

让抗战老兵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让阵亡将士有一个安息之地，世世代代铭记这段历史。这，是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希望去做的事情。